帝国时代 — 亚洲游牧体系的反击及“巴音布鲁克草原”

近代发生在天山南北的地缘博弈，实际上和大部分的古典时期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古典时期，来自蒙古高原、中亚等地的游牧民族，才是天山博弈的主角。从结构上来看，这种博弈基本呈现南、北对抗的模式。只有在中央之国，凭借广袤的纵深，强力渗透到了西域之后，这种模式才会发生变化。　　尽管争夺中亚——西域板块控制权的力量，来自于不同方向。但伊犁河流域都是当然的中心板块，这块风水宝地所提供的不仅仅是水草丰美的牧场，更有控制东西、南北交通的枢纽之利。就中央之国而言，我们所正在进行的华夏第一帝国（秦汉）时代，暂时还没有力量把势力范围覆盖于此。为华夏文明第一次尝试在伊犁河流域及整个天山北麓设立行政机构的，是另一个融入了北方马上民族基因的帝国——唐帝国。只不过，鉴于蒙古高原的战略威胁并没有被有效解决，这种尝试总的来说并不成功，也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记。　　不管怎么说，汉、唐、清三代都以自己的方式，在长达二千年的时间段，为华夏文明向西渗透作出了自己的努力。这些历史沉淀也直接为我们今天去维护领土完整作出积极贡献。比较有意思的，今日在大家看来似乎最不稳定的南疆塔里木盆地，在历史上却是华夏文明在天山南北所控制的，最为成功的板块。事实上，鉴于这个板块整体的地缘实力太弱，在历史上很少有机会成就独立的政权。附庸于更为强大的政权几乎是它唯一的出路。　　在纳入了东北渔猎民族基因的华夏文明，再一次的将触角伸到了西域之时，来自东欧平原的俄国人，也凭借整个欧洲在技术上的先发优势，在时隔三千多年后，又一次的渗透到了天山北麓。这使得天山南北的命运，被完全交由了两股板块之外的力量来决定。就中亚——西域的历史来说，这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因为在各个历史时段的地缘博弈中，博弈的各方中总是会有土著政权以独立的姿态参与其中。这种变化，其实也在喻视着这个世界的博弈模式，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在欧亚大陆呼风唤雨的游牧民族，不可避免的在新世界格局下沦为配角了。　　对于100多年前，中、俄两国在西域——中亚的恩怨，相信大家都多少都有所了解。只是为什么我们要说欧洲人，也是“又”一次渗透到天山脚下呢？中央之国数次渗透西域只是基本的历史常识，难道俄国人也曾经在三千多年前，扩张到天山脚下？情况当然不是这样，所谓“俄国”的概念，最多不过追溯到13世纪末的“莫斯科公国”。我们这里所说的欧洲人，指的是来自欧洲大陆的“塞种人”。如果说在河西走廊时的月氏人，到底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还存有异议的话，那么所谓“塞种人”是来自东欧洲平原的白种游牧部落就没有异议了（欧洲称斯基泰人）。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被匈奴人整合在一起之前，以塞种为代表的欧洲游牧民族，才是天山真正的主人。而伊犁河流域，当时正是塞种游牧部落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　　作为东欧平原与蒙古高原之间的板块，中亚无疑是欧、亚最有可能发生博弈的板块。当然，从位置上看，西西伯利亚平原似乎更有机会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只是过于寒冷的气候条件，让双方博弈的战场南移了。如果从种族覆盖的角度来看，这场跨度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博弈，并没有胜者。因为除了北部的一些代表蒙古高原游牧力量遗存的蒙古部族，以及帕尔尔高原之上，那些代表欧洲游牧部落遗存的“塔吉克人”以外。我们现在在天山南北，所看到的土著居民，基本上都是黄白混血了。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无非是在于混多混少罢了。　　从技术上看，欧洲游牧民族能够在三千多年前，成功的向东渗透，得益于他们对于马的驯服和使用。那些驰骋在马背上的“斯基泰人”，曾经是欧亚许多民族的恶梦。只是当亚洲游牧民族，也能够熟练的掌握这些技术，并不断从文明更为发达的东亚大陆学习时，欧洲游牧部落在中亚草原上的主导权就开始发生着逆转了。直接打破这一局面的，就是月氏人的西迁。　　如果你认为，控制河西走廊的月氏人，在种族上应当是欧洲游牧民族的话，那么匈奴人对月氏人的进攻，就是亚洲游牧体系战略反击的开始。而如果你认为月氏人最初应该是黄色皮肤的亚洲游牧民族的话，那么他们西迁后赶走“塞种人”，入驻伊犁河流域的行为，才应当算是亚洲游牧民族反击的开始。　　月氏人迁移至伊犁河流域以后的历史，是比较清晰的。身处丝绸之路中段的位置，让他们有机会同时出现在东、西方的历史记忆中。不过我们比较难以了解的，月氏人是如何到达伊犁河谷的。正常情况下，月氏人应该是先进入东疆盆地区，或从哈密盆地开始穿越天山主脉进入“巴伊盆地”；或是经由吐鲁蕃盆地，经“柴窝堡——达坂城谷地”，进入天山北麓。然后沿天山北麓一路向西游牧并最终停留在了伊犁河谷。然而就当时的形势来说，这样的路线也存在着很大风险。因为此时的匈奴人，很有可能已经越过阿尔泰山，向天山北麓攻击前进了。另一方面塞种人的游牧范围，其实并不仅仅限于伊犁河流域。博罗科努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西南部，也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假如月氏人在准噶尔盆地南缘，就与塞种人拉锯的话，那么他们也许就要陷入匈奴与塞种两面夹击的境地了。那么有没有可能不经由天山北麓，直接翻越天山插入伊犁河流域呢？　　从后来丝绸之路的几条路线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不过我们不要忘了，与商路的开拓，重点在于具备长期通行条件不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并不在意有没有现成的所谓线路，他们所关注的重心在于即将前往的区域，有没有能够为牲畜提供饲料的草场。至于这些草场所处的区域，地形是否复杂、海拔是不是太高，都不是问题。按照这个思路来探究月氏人西迁路线的话，我们就不能仅仅把目光，局限在天山南北麓的山前低地了。当我们不再以农业民族的视角，视天山腹地为天然障碍时。我们会赫然发现，在天山中段腹地，紧邻焉耆盆地处，有一处位于高山之上，面积与之相仿的高山盆地——尤尔都斯盆地。而对于这片位于天山之上的相对低地，还有一个更让游牧民族感到亲近的标签——巴音布鲁克草原。

巴音布鲁克草原，应该是天山之上最好的高山草场了。在干旱的亚洲中部，事情总是不尽如人意的。地形上最有利于人类大规模生存、发展的低地，总是因为缺乏降水而变的异常干旱。而山地之中虽然更为湿润，但复杂的地形又限制了它的人口承载量。相比之下，能够得山地之水润泽的山前低地，以及高山之上的盆地区，看上去就有机会鱼和熊掌兼得了。　　象天山山脉这种体量的山地，注定会形成许多山间盆地和高山盆地的。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更容易注意到象东疆盆地区这样的绝对低地性质的盆地。相比之下，象尤尔都斯盆这样相对低地性质的高山盆地，就比较容易忽视了。就好像我们看青藏高原腹地，简直就是一片无差别极限之地。但仔细梳理那些山地的分布之后，那些深藏其间的相对低地，就能够为我们了解青藏高原的地缘潜力提供方向了。　　从地理结构上看，尤尔都斯盆地是由北部的“依连哈比尔尕山”，西部的“纳拉提山”、“哈尔克山”，南部的“霍拉山”、“萨阿尔明山”合围而成的。这些隶属于天山主脉的山体，将之与准噶尔盆地、伊犁河谷、塔里木盆地、焉耆盆地分隔开，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由于萨阿尔明山，向盆地腹地有所延伸，因此如果要再细分的话，尤尔都斯盆地本身还可以分成两部分，即萨阿尔明山西侧的“大尤尔都斯盆地”，以及东则的“小尤尔都斯盆地”。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高山之上存在这样一块高低错落，有机会同时提供四季草场的水草丰美之地。　　尤尔都斯盆地中所生成的草原，叫作“巴音布鲁克草原”。巴音布鲁克这个名字是蒙古语，意为“永不枯竭的泉水”，从这个名字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它优异的水资源基础，也可以看出这里曾经是蒙古牧民游牧的乐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并不熟悉那些自成吉思汗时代起，所演变出的那些蒙古部族。不过提到游牧于此的蒙古部落，相信大家都会有印象。在清乾隆时期，曾经被历史浓墨重彩记录下来的，从伏尔加流域东归而来的“吐尔扈特人”，就曾经被安置于此。为了善待这支历经千难万险回到西域的“漠西蒙古”部，清帝国的统治者慷慨的提供了几处牧场进行安置，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阿尔泰山——北塔山盆地，也其中的一块安置地。而最让土尔扈特人满意的，就是巴音布鲁草原了。　　既然我们说尤尔都斯盆地是一块水草丰美之地，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看看汇集到盆地当中的天山雪水，到底汇集成了一条什么样的河流。其实这条叫作“开都河”的河流，我们应该在前面也提到过了。在解读东疆盆地区时，相信焉耆盆地中的“博斯腾湖”应该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而那些西、北方向汇入博斯腾湖的上源河流中，最大的一支就是“开都河”。也就是说，尤尔都斯盆地的存在，无疑增加了博斯腾湖上流的集水区。如果没有尤尔都斯盆地的存在，周边各板块应该都有机会增加自己的淡水供给量的。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东疆三盆地中，只有焉耆盆地腹地，形成了一个颇有体量的淡水湖。　　开都河的存在，不仅为尤尔都斯盆地和焉耆盆地滋养了连片的牧场，河流也成为了两个地理单元之间的联系纽带。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从安置土尔扈特部这件事上也能看出。事实上当时划给土尔扈特人的，并不仅仅只有开都河中上游的尤尔都斯盆地，下游焉耆盆地西北部那些同样水草丰美的土地也被交给了土尔扈特人游牧。只不过由于象焉耆盆地这样的绝对低地，更有利于进行农业开发。随着历史的推进，迁入盆地的汉、回等农业民族逐渐在人口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即使是在焉耆盆地游牧的蒙古牧民，也基本转而定居农耕了（特别是19世纪末，为了安置所谓“回乱”之民，造就了现在的“焉耆回族自治县”）。不过，对于喜欢草原风情的朋友来说，也不用感到遗憾。最起码巴音布鲁克草原这块高山之上的世外桃源还在，能够让你充分体验游牧生活。　　巴音布鲁克草原之所以还能保持原状态，原因在于它“边缘”的地理位置。尽管从地理结构上来看，尤尔都斯盆地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整个天山山脉的核心板块（最起码是中国境内的天山）。但这个核心位置并没有在地缘上，造就它的枢纽地位。原因很简单，地缘与地理两个概念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需要重点考虑人的因素。如果一个板块不适合人类生存或者通行，那么有再好的位置也是一个边缘板块。很显然，不管从通行还是农业开发的角度看，高山之上的尤尔都斯盆地都不会是最好的选择。无论是那些以农耕方式开发绿洲的西域“城国”，还是借助这些城国沿途补给，开辟丝绸之路的中央之国，都只会把视线锁定在山前低地上。　　然而对于游牧属性的月氏人来说，这些并不是问题。他们现在急于找到的，是一块能够远离匈奴攻击的牧场。很显然，焉耆盆地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基于它在天山南北通道中的位置。匈奴人无论是从准噶尔盆地向南渗透，还是由河西走廊向西扩张，都无可避免的会盯上焉耆盆地。后来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为匈奴经营西域的匈奴“日逐王”，甚至在焉耆盆地中设立了一个“僮仆都尉”的常设机构（看这名字，就知道匈奴是如何定位那些西域小国的了），以向那些势力范围内的西域小国征税。这样的位置，即使月氏人曾经留恋过，也断没有机会驻足经营的。隐藏在高山之上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才是月氏人最有可能西迁的去处。　　月氏人没有进入天山北麓的传统西行路线，而是直接插入天山腹地的尤尔都斯盆地，好处是十分明显的。比起在准噶尔盆地南缘可能受到的，来自匈奴、塞种人的战略包围，月氏人所需要面对的就只有先期游牧于巴音布鲁克草原的部族了。从地理环境上来看，能够经营这片高山草场的，只能是游牧部落。而从地缘位置来看，在月氏人到来之前，以伊犁河谷为核心区的塞种人，是不可能无视这些高山草场的。不过对于塞种人来说，他们应该从来没有考虑到来自天山南麓的攻击。以历史经验和地缘结构来看，伊犁河谷才是最关键的所在。敌人要么来自于博罗科努山北麓，要么就是先进入外伊犁地区后，再进入伊犁河谷。至于天山南麓那些绿洲小国，从来不会也没有能力想到渗透天山腹地。

可以想见的是，当数以十万计的月氏人突然出现在巴音布鲁克草原时，会给游牧于此的塞种部落带来什么样的震憾。在此之前，不管匈奴此时有没有越过阿尔泰山北麓，征服赛种人的邻居“呼揭人”。强大的匈奴帝国，在蒙古高原崛起的消息，都会让塞种人感到不安，并将防御重心放在博罗科鲁山北麓。这也从战略上，增加了月氏人透过天山腹地，攻取塞地的成功率。而从战术角度看，先乘塞种人不备抢尤尔都斯盆地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让西迁的月氏人，有了一片水草丰美的牧场休养生息，以做继续西迁的基地。更可以穿越伊犁河流域与开都河流域的分水岭，顺势马上进入塞种人的腹地——伊犁河谷。　　不管月氏人到底是采用了哪条路线，出现在塞种人面前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月氏人对伊犁河谷的征服，并没有受到匈奴人的干扰。如果月氏人在种族上，也是隶属欧洲游牧体系，那么这场战争也许应该被视为欧洲游牧民族的“内战”。不过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即使月氏人是出身于亚洲游牧体系，触发亚洲游牧体系反击欧洲游牧力量、渗透中亚的功劳，还是要归功于亚洲游牧体系的杰出代表——匈奴人。正是由于匈奴人第一次将蒙古高原的游牧力量统一在了一面王旗之下，以蒙古高原为核心的北亚游牧民族，才在长达二千年的时段中，成为欧亚大陆腹地的主导者。只是当这些来亚洲东部的游牧民族，进入中亚之后，在种族和文化上，都不可避免的会受到那些土著化的欧洲游牧民族的影响。　　面对亚洲游牧体系的强力反击，塞种和其他被冠以不同标签的来自欧洲的渗透者，尽管必须退出他们先行占据的那些牧场，甚至最终消失。但他们的基因却还是留了下来。无论是最初西迁的月氏等部，还是那些越过阿尔泰山的蒙古高原游牧部落（如回鹘人），在土著化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融入了大量的土著化的欧洲基因。在人口就是战斗力、生产力的古典时期，亡国通常并不代表灭种。尤其对于种族概念淡化的游牧民族来说，并不会介意自己的部落中，是否掺入了过高比例的异种之人。　　月氏人在征服伊犁河流域之后，无可避免的会吸收很多塞种人的成份，而在他们后来的西迁过程中，这些来自欧洲的基因也越积越多。以至于即使有人怀疑河西走廊时期的月氏人，应该是从蒙古高原或者黄土高原迁来的黄色游牧部落，也不会认为在天山北麓经营日久的月氏人，还能呈现蒙古人种的特征。至于被月氏人赶走的塞种人也并没有就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是象月氏人一样被迫沿天山向西迁徙。这种类似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在欧洲大陆腹地是很常见的，在后面的历史中也曾经无数次的发生过。　　然而月氏人最终也并没有成为伊犁河流域的主人，他们的这次征服不过是后来发生在伊犁河谷的，一系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连续剧的一部分，并且是演出时间最短的一集。很快，不希望看到月氏人绝处逢生的匈奴人，开始了针对月氏人的又一次进攻。只不过这一次，强大的匈奴帝国却并没有在取得胜利之后顺势成为伊犁河谷的主人，而是成为了帮人做嫁衣裳的苦主。真正笑到最后的，成为伊犁河谷主人的，是当年与月氏人博弈河西走廊西段的乌孙人。至于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下一节再解读。